谁直接激怒张学良诱发西安事变:今天起我要做狮子

2016-11-23 23:54:34 西贴网 分享

谈话显然不欢而散,蒋介石几乎情绪失控,但威胁利诱对黎天才都没有起作用。可以想见当黎将蒋的讲话汇报给张学良后,那应该是火上浇油的效果了。是夜,张断然决定:“从今天起,我要做狮子了。”他还告诉黎翌日清晨6时行动,并嘱黎当夜3时前准备好事变后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的通电以及一个行动纲领。

  张学良 资料图

对于黎天才成为张学良亲信后的活动,分歧很大,尤其对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说法不一甚至相当矛盾。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有两个“黎天才”——这是因其特殊身份和当事人回忆时已有倾向性判断所致。以下笔者仅根据历史事实对黎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作一描述。

东北沦陷,黎天才即在北平活动,并为国民党北平军委分会搜集日军情报。张学良旅欧返国后,黎将张外出期间东北军内部情况、南京蒋介石和北平何应钦的情况等向张汇报,张视之为亲信,委以机要组上校组长之职,主持情报工作(并直接负责搜集时事和中共情报)。黎遂在机要组安插了一些留苏同学、前中共人士等,而整个东北军中,这类“前共产党人”有20余人。(罗章龙回忆)后来张学良的北上和成立西北“剿总”,也是听从了黎的建议:西北是中华远祖的发祥地、华夏文明的摇篮,也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,那里接近中共和苏联,可与之建立联系,作为抗日的后方基地。

当时张学良还授予黎天才“西北剿匪总部”政训处副处长的要职。此外,张为了调和与杨虎城的关系,派黎天才和张潜华负责与西北军联络,以沟通友好。但也有人说,此时的黎已成为戴笠手上的工具,当张与中共发生联系、进出洛川和延安时,黎向南京有报告,并认为张的行动“决不是什么视察军事,而是在进行着一种重要的政治策动”,后来他还以为:“在抗日策略问题上,中共主张反蒋抗日,而张却主张拥蒋抗日。故张拥蒋的态度始终如一。”他还派人在苗剑秋等处寻找线索,“其目的并不是对张负责,而是向戴笠提供政治情报而已”。(原张学良秘书张潜华:《张学良与西安事变》)又据张潜华回忆:黎对张学良有影响作用,他“善于利用情报巧妙地操纵张的思想感情,影响张的政治动向”,不过,“因黎是一个叛徒,曾欠下人民的血债,故对张的联共,非常恐慌,当然不会是积极的支持者了”。同时,中共活动在东北军中的人员如刘鼎(前中共特科工作人员)等也向中央报告了黎等人的活动情况,据此中央做出“指导原则”(1936年6月20日),称东北军的政训处是“蒋介石的爪牙”,要“集中火力——使政训处完全陷入孤立”,且“并不放松去分化法西斯蒂政训处内部的工作”。与之矛盾的材料,则有原杨虎城机要秘书李直峰的回忆:中共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,对张、杨开展工作,即由周恩来专门负责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,“专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,同时周副主席还以黎天才密做张学良的工作,南汉宸做杨虎城的工作”。(《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》)这一说法应该是无误的。此前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,可能是张在谈话中言及部队中有一些“前中共”人员,周高度警惕,随即向陕北的洛甫、毛泽东、彭德怀发电说张学良“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,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(脱离党的叛徒)”(1936年4月11日)。这即指黎天才、吴雨铭等,此后周恩来是否又对之进行了工作或委以任务,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,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黎等人的特殊身份,后来人们对他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,这也是许多回忆和史料分歧很大的一个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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